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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直接说出来吧!”
这，乃是“轻易获得成功”的安妮给喜欢作茧自缚因而几乎成为躲在各种文学范式里面的“套中人”和“邯郸学步者”——所谓“严肃文学”、“纯文学”往往如此——一个最大的刺激。
迄今为止，有意义的写作竞赛似乎只在“严肃文学”、“纯文学”的一些“大师”之间展开。
其实，这种竞赛所依据的规则和所能瞄准的目标，都太有限了。
6、领先和超越
“他人”，多数只出现于她的视野而非经历中。
她经常把视野的涵盖等同于实际交往。
“他人”的世界往往沦为目光与镜头收集之物。
用这办法持守内心，并从内心出发，将着色板上已经调制好的颜料任意投射到所“邂逅”的人与物，这也许不够“公平”。
但文学从来不保证道德与认知的“公平”，虽然如果离开文学的偏激，我们想象中的“公平”将有更大的缺口。
从这一点看，安妮可能会领先自己一代——也许已经做到了——但超越很难。
领先就意味着受限制，即被为你所引导的同代人所控制，就像田径比赛，跟在后面的人必定会给领跑者以压迫。
只有与更广泛的人群对话，才能意识到同时代人的局限，从而走出来。
躲在同时代人的精神蜗居里——哪怕有足以反抗俗流的坚硬外壳——也照样难得平安。
7、关于读者
在以往（比如“新时期”至90年代中期）的文学共同体中，读者原本不成问题。
他们被设定为庞大的嗷嗷待哺的一群——庞大到无所不包。
事实上那时代的读者就是“人民”，因为据说脱离了“为工农兵服务”之后，就开始“为人民”。
何至于此?因为文学分享了政治话语的权威。
90年代中期以后，还有一些作家继续与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共同体对话，但更多作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读者群是虚假的，他们开始重新寻找各自的读者。
中国文学从此才走到自觉的关口。
寻找读者，就是作家们寻找自己的位置。
但对自己位置的认知往往和事实上拥有的读者不相称。
自我期待是一个问题，读者更游移不定。
对A陈述，你获得的听众可能是B。
但作为最大公约数，读者还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性。
安妮既非目前所谓严肃文学家（此概念极其暧昧），也非畅销书作者（此概念也很不清晰），但她的读者和上述两类作家都有交叉。
读她书的人可能是追星族，可能是心智未稳的少年，也可能是趣味已经养成的“小资”，或者是声称绝对抗拒浅俗的“严肃文学读者”。
但她心目中的“隐含读者”究竟是谁?现在似乎还说不准。
读者越来越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但这方面并没有很好的研究。
我们习惯于谨守某种人为的界线，即使出现有力量冲破界线的作者，也还是将他（她）归入现成的范畴，觉得这样才比较保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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