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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莲花》却远避喧嚣。
她对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刻画，对“殊胜而殊胜之地”的领悟，尤其在一个地方借庆昭之口对佛寺壁画的阐述，证明她早就熟悉了天地的那一角。
她刻画城市，本来就并非流俗对于声色狗马的沉迷炫耀。
她是刻画了不少，然而目的不是未了制造一种可以作为商品变卖的“时尚”、“情趣”，也就是说，他并没有被她所描写的那一切所辖制，相反，她始终执拗地希望剥离出纷然偶然之后沉默的本相。
比如她写善生对异性的态度，“只因未曾识别爱欲欢愉的表相，却被迫进入它的内心。
他知道它的真相，所以不会被迷惑诱引。
他说，我不爱惜她们，我对她们没有怜悯。
”有了这种类似佛教的“色空观”，都市极地、中心边缘，就可以互为镜像，彼此表面的落差跨过去也不难，而写《莲花》的安妮，确实已经将这些轻轻跨过了。
4、文字只能迎上去
关于昭庆、善生与内河的“殊途同归”，最后一段结论性的文字值得注意：“一切消失不见。
地球也最终消亡——也许只有一种存在天地之间超越天地之外的力量，才能够永久地让人信服。
愿意相信它为轮回的生命之道。
这也是人所能获得的慰藉和信念所在——想来庆昭一定重复地看过无数次这样的景象，但依旧每一次都被这样的美和尊严所折服。
”这不是假装出来的谦卑。
安妮的小说与随笔——比如《告别薇安》、《二三事》、《清醒纪》——常常惊愕于瞬间“偶在”的神性，她可以通过坐飞机的经验、夜晚焰火、细小的装饰品之类来“格物致知”，思索常人想象不到的问题。
在《莲花》中，她似乎更确凿更持久地遭遇这些难以把捉之物了。
*2*
关于《莲花》及其他（2）
文字岂能抵达神性体验的万一?文字不必，也不配。
但文字无法回避。
神性感动忽然而至，文字只能不管不顾地迎上去。
文字向着这一维度敞开，表面的狂放强悍，自然难以障碍心底的降卑微和顺服。
5、写作经济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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