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晋建立之初，国家势力较弱，不足以与契丹抗衡。
因此，桑维翰建议石敬瑭采取卑辞厚礼的政策，以维持与契丹的和平关系。
这种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，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却为后晋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。
在内政方面，桑维翰重视军事、经济、用人等多个方面，为后晋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他主张削弱藩镇势力，加强中央集权；重视军事建设，训练士兵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；同时，他也注重经济发展，鼓励农业生产，开通商路，以丰富国家的财富。
他还复置学士院，注意选贤任能，除官公正。
这些措施的实施，稳定了中原的局势，巩固了草创的后晋政权。
后晋虽在石敬瑭与桑维翰的经营下初立根基，但外有契丹如虎视眈眈，内有朝堂暗流涌动，桑维翰身处权力中心，周旋其中，心力交瘁。
契丹以
“父皇帝”
“上国”
自居，对后晋予取予求，不断索要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，稍有不满便陈兵边境，以武力相威胁，后晋上下敢怒不敢言。
桑维翰身为宰辅，深知契丹的威胁犹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为求一时和平，只能极力安抚，在契丹使者面前卑躬屈膝，言辞极尽谄媚，以换取短暂的安宁。
他多次劝谏石敬瑭不可与契丹轻易交恶，在国力未盛、羽翼未丰之时，需忍辱负重，避免兵戈相向，以免生灵涂炭、社稷倾颓。
然而，桑维翰的这一主张却遭到朝中诸多势力的反对。
以景延广等为首的武将集团，对契丹的傲慢无礼早已满腔怒火，他们耻于向契丹称臣纳贡，认为这是对华夏尊严的践踏，力主强硬对抗，以战止战，恢复中原王朝的赫赫威名。
朝堂之上，双方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，互不相让，矛盾日益尖锐。
在地方，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未因后晋的建立而彻底改变，各镇节度使拥兵自重，心怀鬼胎。
他们有的暗中与契丹勾结，妄图借助外族势力扩充地盘；有的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，截留赋税，私蓄兵力，时刻准备在乱世中浑水摸鱼。
桑维翰为加强中央集权，削弱藩镇势力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如调任、分化、打压等，但这些举措触动了藩镇的既得利益，引发了他们更为强烈的反弹，叛乱此起彼伏，让桑维翰应接不暇。
公元938年，后晋天福三年。
范延光投降。
在平叛期间，主将杨光远多次提出非分之请，屡被桑维翰依法抑制，杨光远起初不知情，向宣徽使刘处让抱怨，刘处让因桑维翰等兼任枢密使侵蚀其权力而对其不满，所以就向杨光远透露都是桑维翰等宰相在暗中阻止。
于是在平叛之后，杨光远秘密上表向石敬瑭述说桑维翰等宰相的过失。
石敬瑭虽然内心知道其中缘由，但杨光远毕竟手握重兵，所以顺从其意，罢免桑维翰和李崧枢密使的兼职，分别加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的虚衔。
桑维翰知道石敬瑭忌惮天雄节度使杨光远的势力，请求分割天雄军的兵马，加杨光远太尉虚衔，调任西京（洛阳）守兼河阳节度使，得到石敬瑭的采纳，杨光远由此心怀不满。
公元939年，后晋天福四年。
杨光远上疏弹劾桑维翰“迁除不公及营邸肆于两都（洛阳、开封），与民争利”
。
石敬瑭迫于其压力，外放桑维翰为彰德军节度使（治相州），并检校司空、兼侍中。
次年，桑维翰调任泰宁节度使（治兖州），加检校司徒。
公元941年，后晋天福六年。
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请求联合吐谷浑等部共击契丹，桑维翰料定其必反，担心石敬瑭难以拒绝安重荣的请求，便上书力言击契丹的“七不可”
，并请石敬瑭巡幸邺都（魏州），以填补邺都留守刘知远不在任上之缺，防备安重荣。
石敬瑭览奏后恍然大悟，听从其建议，于八月巡幸邺都。
十二月，安重荣果然起兵，被迅速镇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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